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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特工黄慕兰:曾因饶漱石的一句话跳了黄浦江

发布时间: 2019-5-7 22:04 ???查看:3878

1928年底,党中央调我去上海工作。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,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,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。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,因工作上的联系,经常与他见面,但只谈工作。


我到上海后,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。中央政治局开会时,我是做记录的秘书,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。这段时间里,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、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。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,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。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,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。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,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,我问他是什么意思,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,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,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,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、叉、十字等符号记下,便于以后追忆。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,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做会议记录,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,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。



黄慕兰(资料图)


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,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。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(中央交通局局长)和龚饮冰同志。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,大多以女性为主,因为她们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,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,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,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。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,则以男同志为主,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大像。


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,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。贺昌是山西离石人,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、湖北省委书记,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他长身玉立,才华横溢,很受大家的钦佩。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。这次见面后,他首先提到希俨(注:作者的爱人,当时已经牺牲)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,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,务需节哀……那时,他虽是中央委员,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,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,去湖南、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,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,就住在旅馆里。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(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),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,住在那里比较安全。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,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。贺昌同志来上海时,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,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。


有一天,他直率地问我:“慕兰同志,你看,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,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?”我点了点头说:“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?”他说:“是应该如此慎重对待,我等待着你的答复。”


我反复考虑后,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。恩来说:“很好,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,我同意你们结合。”就这样,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,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,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。


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,在安源工作时,跟李立三、刘少奇、陈潭秋等都很熟悉,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。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,但论实际的德与才,他是不胜任的。那时,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,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,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,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。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、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,回国后,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,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。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,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,所以我俩结婚后,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。


只有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。有一次他挖苦我说:“好啊!你是攀上高枝了,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,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,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?”我听了后,实在忍受不了,心想我黄慕兰就是不跟贺昌结婚,照样也能独立工作,难道我结婚是为了攀高枝吗?所以当即就反驳他,说他讲那些话是他个人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,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争执了一番后,便不欢而散。回来后,我仍然很生气,跟领导讲了此事,并提出今后不愿意再做与团中央联系、与饶漱石接头的工作了,请中央另外换一个人吧。但当天我没有遇见周恩来同志,没有向他直接汇报。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开会,没能提起这事。会议之后,我坐人力车回家路上,还在独自生闷气,老想着饶漱石这个人没有道德观念,对妇女干部不尊重,把人老是往坏的方面去推测。这样的讽刺挖苦,可以说我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还没有碰到过……越想越难过,下车时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。皮包里虽然钱不多,但有一本会议记录簿。等到想起时,人力车早已不见踪影。


这一急非同小可,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。我当时住在新闸路,而政治局开会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开设的古董店的大楼上。我一路追到那里,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,心里真是又急又悔,难受极了,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,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,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: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这种冤枉气呢?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,对我与贺昌的结合都表示热烈祝贺。没想到这个饶漱石的胸怀这么狭隘,对革命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讽刺打击呢?想当初,我和贺昌的结合,自己是经过慎重思考的,又得到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,他饶漱石凭什么要污辱我人格,损伤我的自尊心……就这样东想西想的,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,从而对自己命运的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、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。最使我懊恼的是:我从小事事争先,从没犯过错误,换过许多岗位,领导都很看好我,这次调任秘书,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养,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,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。


虽然我记的符号谁也看不懂,但是出了这么大的差错,肯定要受批评、受处分。就是领导能原谅我,自己也觉得辜负了组织的信任,实在无颜面对领导和贺昌。于是就产生了轻生的糊涂观念,心想算了算了,满腹的苦闷,无处申说,干脆了此一生算了。这样一闪念间,就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中,只图一死了之。那时还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,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丝棉旗袍,在水里载沉载浮,结果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,打救了上来,送到救济灾民的一个济良所暂时安置。在那里我编了一套情节,结果第二天,在《申报》的“本埠新闻”栏内,就登出了“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”的报道。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,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,至今不知下落,而报道中所说的“表哥”姓名,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,判断这个投江的“妙龄女郎”十有八九就是我。又等了两天,我还是没有踪影,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,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的第三天,叫张国华以我“表哥”的身份,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。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,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。


贺昌知道此事后,没有批评我,只是问我是不是跟他结婚后感到不满意,后悔了。我说决没有这个意思,只是忍受不了饶漱石的讽刺挖苦和侮辱,更为丢失记录本后悔不已。他也没有批评饶漱石,只是说:“我们俩结婚是志同道合,自然有人会心生妒嫉,也会有胸襟狭隘的人对你讽刺挖苦,这也是难免的,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。”听贺昌这样一说,想到他那样宽大的胸襟和对我的关爱安慰,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,于是对此事也就释然了。此后,我仅在上海刚解放时去华东局见过饶漱石一面,后来就与饶漱石没有任何联系了。 中华文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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